疫情是哪年开始:疫情是哪年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的

“疫情是哪年开始的？”

这个问题像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，在2024年的今天，依然能激起层层涟漪，有人脱口而出“2019年底”，有人沉吟片刻说“2020年初”，还有人会模糊地回应“好像是三年前”，这个看似简单的时间定位，背后隐藏着集体记忆的微妙褶皱——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，正在以不同的速率被折叠、压缩,甚至重构。

时间的断层线：2019与2020之间的裂缝

严格的历史刻度指向2019年12月，武汉首次报告不明原因肺炎病例，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1月30日宣布构成“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”，但大众感知的“开始”往往滞后于历史的第一刻，对于中国绝大多数人而言，2020年1月23日武汉“封城”，才真正拉响了内心的警报，那个春节，团圆宴突然取消，口罩成为硬通货，空荡的街道取代了往年的喧闹——这一刻，时间仿佛被劈成了两半：“疫情前”和“疫情后”。

这种感知的滞后揭示了集体记忆的形成机制：重大事件并非在发生瞬间就被普遍承认为“起点”，而是需要某个具有足够冲击力的“象征性时刻”来锚定，就像一战始于1914年6月的萨拉热窝枪声,但多数人的战争记忆是从全面动员开始的。

被折叠的三年：为何感觉如此漫长又如此短暂？

“疫情三年”——我们习惯性地这样概括那段时光，但仔细回想，2020年初的恐慌、2021年的常态化核酸、2022年的起伏与转折……时间密度高得惊人，心理学家指出，当人们经历高强度、高不确定性的连续事件时，大脑会压缩时间感知，无数个居家办公的日子、反复取消的计划、随时可能变化的防疫政策，被记忆打包成一个名为“疫情时期”的压缩包。

有趣的是，不同群体对这段时间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，一线医护人员可能觉得那三年漫长如世纪，每日在高负荷中挣扎；而许多居家学生或远程办公者，可能感觉时间在日复一日的相似中悄然流逝，回头望去只剩模糊一片，社会学家指出，这种感知差异实际上反映了疫情暴露并加剧的既有社会不平等——有些人不得不直面病毒与压力,有些人则相对能够缓冲。

寻找起点背后的集体心理：我们需要一个“开始”来理解“

我们为何执着于确定“疫情是哪年开始”？这远非单纯的历史考据，德国学者扬·阿斯曼提出“文化记忆”理论，认为社会通过共享的关键时间点来构建身份认同。“疫情起点”就是这样一个关键节点，它帮助我们划分时代，理解当下的诸多变化：为何远程办公更普遍？为何邻里关系在疏远后又曾短暂回归？为何我们对健康的态度彻底改变？

确定起点，也是在为这段集体创伤寻找叙事的开端，人类需要线性叙事来理解非线性的混乱，需要明确的“从前”来对比“，从而获得掌控感。在不确定性依然弥漫的后疫情时代，锚定那个起点，某种程度上是在为自己寻找心理上的稳定坐标。

当记忆开始分化：我们正在失去统一的“疫情叙事”

值得警惕的是，关于疫情的记忆正在加速分化，不同国家、不同社群、甚至不同家庭，都基于自身经历构建着截然不同的“疫情故事”，有人铭记的是失去与伤痛，有人强调的是适应与创新，有人则更愿回忆社区互助的温暖瞬间，这些叙事都是真实的,但它们正在形成平行且少有交集的故事线。

这种记忆的分化并非疫情独有，但疫情的特殊性在于其全球规模与个体体验的极端化。当统一的叙事难以维系，社会共识的构建将面临挑战，我们可能需要学会在承认记忆多元性的基础上，寻找最基本的事实共识——它确实始于2019年末至2020年初的那个冬天,它确实改变了世界的运行轨迹。

写在最后：在流动的时间中锚定意义

疫情是哪年开始的？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，历史的开端是层叠的：病毒溢出是生物学开端，城市封锁是社会应对的开端,每个人生活被打乱是个人体验的开端。

或许，比确定具体日期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如何对待这段刚刚过去却已迅速“历史化”的记忆，它不应该被简单地封存为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也不应被浪漫化为“集体怀旧素材”，它需要被细致地梳理、多元地叙述、批判地反思——尤其是那些沉默的声音、被忽略的群体、被掩盖的教训。

疫情改变了我们对时间的感知，从前，我们总觉得历史是匀速流淌的长河；现在我们知道，历史是会有断层的，时间是可以被折叠的，而生活在历史断层中的我们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记忆的清醒，在流动的时间中，为自己、也为后代,锚定那些不容忘却的刻度。

因为知道从哪里开始，才能更好地思考,我们将去向何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