疫情是什么东西传播的？比病毒更快的，是人类的偏见

深夜，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起，一条消息弹出：“听说这次是实验室泄露的？”紧接着是另一条：“不，是有人吃了不该吃的东西。”这样的对话，在过去三年里，我们经历了无数次，每一次疫情来袭，在科学家锁定病原体之前，另一种“病毒”早已悄然完成全球布防——它由猜忌编织，靠恐惧驱动，借由每一次指尖的转发、每一次饭桌的窃语，疯狂复制，它，疫情污名”。

污名的速度，总比病毒快一步

2020年初，当COVID-19的基因序列还在被全球科学家争分夺秒解析时，一系列充满地域歧视的标签，已如野火燎原，社交媒体上，恶意篡改的图片、带有强烈指向性的阴谋论，比任何流行病学简报传播得都快，它们不需要实验室验证，不依赖同行评议，其“传播力”和“致病性”令人咋舌：它直接攻击社会肌体，制造对立,撕裂信任。

历史总是押着相似的韵脚，14世纪的黑死病，被归咎于犹太人“投毒”；1918年“西班牙大流感”的命名，让一个中立国背负了百年黑锅；艾滋病早期被荒谬地称作“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”，污名，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“传染病”，其宿主正是人类自身的无知与恐惧，在真相的真空里,谣言总能率先填满一切。

“命名”的战争：刀锋上的科学

科学家深知名字的力量，2015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发现疾病命名指南，明确要求避免使用地理位置、人物、动物或食物名称，旨在从源头切断污名的燃料，我们看到“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”被更中性的“MERS-CoV”替代,尽管前者已造成难以挽回的关联印象。

指南能规范科学共同体的用语，却难以约束公众的舌头与键盘，当疫情袭来，人们出于本能，急需一个简单、具体的“靶子”来承载巨大的不安，一个地区、一种动物、一类人群，便轻易成了众矢之的，这种“归因”提供了虚假的心理掌控感，代价则是特定群体承受无端的排斥、歧视甚至暴力，污名,由此完成了从语言到社会行为的致命跳跃。

真正的“宿主”：我们心中的恐惧与偏见

如果说病毒需要细胞作为宿主，那么污名的“宿主”，正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未经审视的恐惧与根深蒂固的偏见，疫情是一面放大镜，照出了社会固有的裂痕与不平等，它将资源分配的矛盾、身份认同的焦虑、对“他者”的不信任,全部激化并寻找替罪羊。

更深远的影响在于，污名会反噬抗疫本身，被污名化的社区可能因害怕歧视而隐瞒症状，躲避检测，破坏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石——信任与合作，当科学问题被扭曲为身份问题，当公共卫生措施被误解为针对特定群体的压迫,全球协同抗疫的防线便从内部开始溃散。

治愈“社会传染病”，需要理性的疫苗

对抗污名这场“社会传染病”，我们需要接种特殊的“疫苗”,这支疫苗的成分包括：

1. 科学素养：理解病毒传播的客观规律，知道它不分国界、种族与信仰。
2. 精准语言：在传播和信息消费中，主动使用中性、科学的术语,切断污名的传播链。
3. 共情能力：将受影响的群体视为共同抗击疫情的伙伴,而非源头。
4. 历史意识：铭记污名带来的历史教训,避免重蹈覆辙。

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曾疾呼：“病毒没有国界，不分种族，在对抗疫情的同时，我们必须对抗污名与歧视。”这句话道破了抗疫的双重战场：一个在实验室和病房里,另一个在人心与舆论场中。

下一次，当新的疫情警报响起，在我们追问“是什么东西传播的”之前，或许应先审视自己：我的言语和态度，是在传播科学，还是在传播偏见？我们无法选择病毒是否来袭，但我们可以选择，不让一种更古老的“社会病毒”，利用我们的恐惧,去完成它的致命传播。

因为最终，比任何一种病毒都更难清除的，是深植于人心的蒙昧，而比任何一种疫苗都更强大的,是源于理性与良知的团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