疫情是那年爆发:疫情那年爆发的?那年结束的

“疫情是哪一年爆发的？”

当这个问题在某个寻常午后突然浮现，我竟一时语塞，手指悬在键盘上，大脑像搜索引擎般飞速运转，却弹出一个令人不安的提示：记忆似乎出现了某种“时间塌陷”，2019年底？2020年初？具体月份呢？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日子——第一次戴上口罩的窒息感、空荡街道的回音、手机屏幕上跳动的确诊数字——细节依然清晰，可当要为它们贴上明确的时间标签时,却像试图抓住流沙。

这并非个例，与友人聊起，发现大家都有相似的“疫情时间模糊症”，有人坚定认为是2019年12月，有人则坚持2020年1月才是起点，还有人将漫长的居家期、健康码的诞生、疫苗的问世等不同节点混作一团，我们共同经历了一场全球性创伤，其时间坐标却在集体记忆中悄然松动、交融，这模糊本身，或许比任何清晰日期都更深刻地揭示了这场大流行的本质：它并非一个突兀的“爆发点”，而是一场缓慢渗透、持续重塑我们世界的“时间侵蚀”。

心理学中有“事件边界”理论，重大事件会像书签一样分隔记忆，但疫情这本“书”太过厚重，书页被反复粘合，最初的武汉封城、全球大流行宣言、各国边境关闭、一轮轮变异毒株、封锁与解封的循环……这些“事件边界”密集叠加，最终融成一片没有清晰章节的混沌，我们的时间感，从流畅的河流变成了不断回旋的漩涡，昨天、去年、三年前，在心理感受上被压缩进同一个名为“疫情期间”的文件夹里。

更关键的是，疫情的时间是“多重节奏”的，科学家在实验室争分夺秒解析病毒序列，是微观的“病毒时间”；政令发布与防疫政策更迭，是宏观的“制度时间”；而每个个体被禁锢于方寸之间，日复一日面对不确定性的煎熬，则是私密的“存在时间”，这些时间流速不同，甚至相互矛盾，共同作用于我们，撕裂了统一、线性的日常时间观，我们不再简单地问“今夕是何年”,而是活在几种时间的夹缝中。

对爆发年份的追问，成了一种无意识的、对秩序与开端的渴望，我们本能地想为这场混乱找到一个确切的起源，一个可以归因、可以标记“之前”与“之后”的临界点，仿佛确定了那个年份，就能重新获得对叙事和生活的掌控感，疫情的真正开端或许本就是模糊的——从动物宿主到零号病人，从局部聚集到全球蔓延，它是一个过程，而非瞬间，执着于一个精确年份，可能简化了它复杂、弥散的起源真相。

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“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”，一种“后疫情时代”的叙事被构建起来，我们急于翻篇，将那段记忆打包封存，时间模糊，成了某种心理防御机制，让持续的痛苦和丧失变得可以忍受，但模糊不等于消失，疫情在物理上或许已进入新阶段，但它所引发的内在时间紊乱、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知、对生命脆弱性的体认,已深植于我们的集体潜意识。

“疫情是哪年爆发的？”这个问题没有，或许也不需要有一个确凿唯一的答案，它的模糊性，恰恰是这段历史最真实的注脚之一，它提醒我们，有些全球性创伤事件，会以其巨大的能量扭曲我们感知时间的基本框架，重要的可能不再是记住确切的年份，而是理解这种“时间模糊”本身意味着什么——它意味着我们共同经历了一场对线性时间的深刻解构，意味着那段历史并未真正过去，它以另一种方式,持续塑造着我们看待现在与未来的方式。

在时间的长河中，疫情这些年或许终将被压缩成一个符号，但当我们偶尔恍惚，试图为那段混沌岁月定位时，那种瞬间的茫然与搜寻，正是活过的证据,是历史在个体生命中最细微也最真实的回响。